从买不起药，到吃得起药，再到即将停药，《我不是药神》电影原型陆勇说，没想过会有今天。从医保覆盖，到药品迭代，陆勇这些年与疾病的抗争之路，也折射出我国重大疾病防治和医疗保障体系的持续进步。推进健康中国建设，如何让更多重大疾病患者，不仅能够更长时间生存，还能更有质量生活？《新闻1+1》带来分析解读。

　　作为医生，怎么评估陆勇的临床治疗效果，怎么看待他能够走到“尝试停药”的这一步？

　　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 陈苏宁：陆勇2002年确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，用伊马替尼直到现在。到2004年3月，他的融合基因第一次转阴，一直持续至今，所以整体的疗效不错。长期用药也有一定的不良反应，包括轻度的肾功能异常、面部轻微浮肿等。

　　在二十几年前，从病人到医生，对这个疾病的看法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二十几年之前，看到这样的病人，我们医生可能推荐的第一选择是做移植，因为每年二十几万的费用，持续二十几年，这对绝大部分家庭都是难以负担的。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。陆勇目前的疗效非常好，我想他已经具备了尝试停药的基本条件。在规律监测基础上和医生严密监测下，我觉得他的停药应该是安全的，也是有一定机会达到停药成功可能性的。

　　目前，慢粒病人群体规模有多大？整体诊疗情况如何？

　　陈苏宁：目前在我们医院，每年初发的慢粒病人有300例左右，我们数据库随访的慢粒病人有4000人左右，预计我们国内每年初发的慢粒病人可能接近万人。目前在整个社会上存活、在用药的慢粒病人，我想规模应该在十万人。

　　目前，接触的慢粒病人都能接受规范诊断和TKI治疗，不管是用国产或者原研的一代药、二代药，也有部分选用三代药。整体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医疗保障体系的健全，遇到的几乎每个病人都能接受规范的诊断和治疗，大部分疗效是非常好的。

　　原研药价格大幅下降后，疗效如何？

　　陈苏宁：目前，从一代药到二代药再到三代药，整体对控制病情的速度疗效，应该是越来越好。同时我们国内的医药产业发展也很快，原研的一代药、二代药、三代药，包括国产的伊马替尼、尼洛替尼，其实和原研药的疗效差距非常非常小，甚至可以认为是等效的。

　　从绝症到尝试停药，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？

　　陈苏宁：这些变化有三个原因。

　　第一是科技的发展能够让病人使用越来越新、越来越强大、越来越安全的药物，药物的发展非常快。

　　第二是药物可及性非常好。我国基本每个公民都能被医保体系覆盖，同时原研药、国产药物的价格逐渐降低。如果公民不幸确诊慢粒白血病，在医保的支持下，都有机会使用有效的药物。从价格上看，比如说国产的伊马替尼医保报销以后，每个月负担一两百块钱就可以，大部分的中国家庭是能接受的，医疗保障体系让药物可及性越来越好。

　　第三是治疗理念的变化。得益于药物进展、医疗保障提升，医生对疾病控制的目标也在变化。二十几年前是希望病人能活下来，现在是希望病人活得更久，生活质量更好，甚至在有机会的情况下，一部分病人摆脱药物，有更好的生活质量。

　　对于想停药的慢粒病人有什么提醒？

　　陈苏宁：我想对慢粒病人说，要有信心，但又不要掉以轻心。慢粒病人治疗，我觉得是“两条腿”走路：

　　“第一条腿”是监测，要监测疗效和不良反应。

　　“第二条腿”是合适的药物使用。这需要慢粒病人和主诊医生共同协作，通过相互配合，我觉得可以达到理想疗效。

　　对于像陆勇这种达到一定标准的病人，在和医生共同协作下，可能让其中部分的慢粒病人摆脱药物的使用限制，更好回归社会、回归家庭。对于不能停药的病人也不要气馁，目前这个病是一个慢性可控的疾病，在规范监测和医生指导下，长期生存和普通人群没有太大差异，要有信心。

　　慢粒病人停药后要提供哪些支撑？

　　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体系研究部副处长 苗艳青：停药之后要关注两个方面。

　　第一个方面是患者的自我健康管理。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是自己，提高自我的健康管理能力是非常重要的。

　　第二个方面是医疗机构要提供定期随访，因为停药之后患者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中，可能会影响他们后续疾病康复和管理。因此要监测患者的健康状况，定期随访，维护他们的健康。